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在资本极端供过于求的时代，印度应该为缺乏资本投资来促进增长感到担忧。没错，我们的储蓄和投资率已经暴跌，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资产负债表双重问题，有待完全纠正。但是在全球范围内，以火爆价格出售的一种商品是金融资本。

两年前，三名贝恩公司的合伙人和高管在《哈佛商业评论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其中暗示，我们正进入“富裕资本”时代，全球金融资本估计是全球经济的10倍。他们写道，这笔资本不仅充裕，而且价格便宜，可按接近通货膨胀率的价格获得，这意味着顶级公司的实际利率接近于零。

自从HBR文章于2017年初发表以来，随着每个国家都在应对增长挑战，资本在任何地方都变得越来越便宜。根据彭博社的一份报告，在全球范围内，近17万亿美元的债券产生负回报。如果您今天购买这些债券，赎回时的收益将少于购买时所支付的收益。欧洲中央银行将其银行存款的存款准备金率降低至负0.5%，并将从11月份开始购买另一轮量化宽松政策，购买价值220亿美元的债券。在美国，由于唐纳德·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减缓了经济增长，美联储可能迟早会降息以提振经济增长。美国10年期债券的报价仅略高于1.5%，如果美联储转向鸽派，可能会走低。中国一直在积极降息，印度也一直在降息，

信号对于任何愿意看到它们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。即使在印度看来，世界也没有遭受任何资本短缺的困扰。世界可能遭受的是规避风险。这意味着如果印度愿意解决这些风险，大量的资本可能会流入。我们的真正问题将是处理汇率波动，防止出口崩溃和对流入进行消毒。我们不能两全其美。我们不能说我们需要投资，并且对资金的来源保持谨慎。用邓小平的话来说，猫的颜色没关系，只要它能捉住老鼠。

当有大量的“病人资本”(资本愿意以较低的回报率和较长的回报期进行工作)等待适当的机会时，我们鼓励长期资本流入。日本的养老基金坚持投资于负收益债券。

需要解决的主要风险是外国投资者的汇率。如果我们可以向他们保证可以廉价地对付这些风险，资本将流入，不仅是技术初创公司和基础设施，还流入有资质的公司，这些公司已在该国的破产和破产法院进行了决议或清算。

最大的问题是：为了吸引这些外国资本流入，我们愿意承担什么费用?正确的先例是2013年的Raghuram Rajan计划，当时以3.5%的补贴率提供了远期外汇存款。我们获得了约340亿美元的存款，这些笔款项在不动摇外汇或国内卢比市场的情况下得以释放。现在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我们建立这样的有补贴的前期担保制度的能力应该更高—这意味着，除了通常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流，我们每年还可以轻松获得20-30亿美元的流，在可预见的未来。这每年可能总计达1000亿美元，并且对需求的总体复苏具有巨大的好处。

印度以0.1%的日本贷款为子弹头列车服务提供资金。如果我们能够以2-3%的利率以美元和欧元提取10年期基金，那么使这种资金流对投资者有利的对冲后收益将是5%以上。印度可能拥有许多此类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，可以吸引这些资金。

在预算中，财政部长尼尔玛拉·西塔拉曼(Nirmala Sitharaman)谈到了在国外浮动主权债券的问题，但此后由于国内利率下降和新闻界的一些负面评论而陷入僵局。

印度应该谨慎地使用主权债券，以测试市场的胃口，并防止政府的国内借贷需求扩大，这可能会提高收益率。我们必须摆脱1990年代以前的观念，并邀请大量外国资本扭转投资放缓的趋势。钱需要活跃起来，没有什么比为此目的开发接近零成本的外资更好的了。资金流入将有助于基础设施建设者，他们在花钱时会增加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，从而重新开始投资，需求增长，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储蓄的良性循环。

关键是要克服投资者之间的汇率风险规避。在“资本充裕”的时代，人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应该以短缺的心态运转，而我们疲软的资本支出周期的答案就在于中期。